促进田野研究，必须考虑公平性问题。

撰文 | Jessica C. Thompson（耶鲁大学人类学助理教授，耶鲁考古实验室负责人）

翻译 | Kestrel

(资料图片)

卡车底下满是灰尘和柴油的气息，但是无所谓，反正我浑身上下已经够脏了。这些日子白天挖洞，晚上校数据，有时候下午修车，桶里淋下来的水怎么也洗不掉手指缝里油腻腻、糙兮兮的感觉。这就是我的暑期——大多数暑期也是这么过的——在非洲中部带队做田野考古。

突然，两只小脚出现在我眼前。“妈妈？”二儿子站在卡车边，“有人找你。还有个人让你带他们去看医生。”再一次，我感受到自己身处此地是何等幸运，但又何等受困于“理想员工”的神话：不仅要有最强的学术生产力，还要能同时应付多种高要求的角色！

在发达国家聚集的北半球（Global North），我所从事的领域中，女性占比已经从1970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了现在的“相当于”甚至是“超过男性”。然而，在高级领导层中，她们的身影仍旧罕见。这不单单是考古学学科内部的独特现象，其他科学领域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一个人设计、领导田野项目所需要的能力与这个人是男是女到底有什么关系。但我知道，与“出野外”相关的后勤体系和官僚制度对女性研究者并不友好。至于领导田野项目的人有多少是“非白人”，或者说有多少是其他少数族裔，我们了解得就更少了，而对于这批人来说，女性所面临的阻碍只会更严重。

如果高校能像过去二十多年来某些大型实验室成功做到的那样，愿意在田野项目的管理上倾注各种资源，它们就可以重新收获无法估量的科研生产力。在野外，PI们必须既是研究者，又是管理者，还是推进者，像所谓的“独角兽”一样，在计划和执行科研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处理繁多又难搞的后勤杂事：招募学生参加项目，带学生，规划行程，与出资方协商谈判，雇佣当地社区人员，汇编音频视频材料，管理账目（常常涉及多种货币），撰写技术报告……这些时间和精力上的额外损耗是隐形的、没有报酬的，却极大影响着本已精疲力竭的研究者的状态。

研究表明，某些科研工作者本就承担着更多的服务性工作，承担着更多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持续经受着更高的学术消耗（academic burnout）。这些意想不到的“坑”尤其布满在田野研究之路上。在STEM领域中，女性必须为了保住教职而奋斗，因为领导力的概念跟男性气概绑定在一起——显然这是有问题的——还伴随着“晋升就该做出个人牺牲”这样的话术。在课堂上，学生倾向于对女教授产生“养育者”的感受；当情景转换到野外工作中，学生会产生更严重的性别化期待：认为女PI应该比男PI更体贴，更会照顾人/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