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对于女性来说，最扎心的挑战就是在“做母亲”和“出野外”（繁重的科研工作）之间做平衡。之前，我在《BBC科学在行动》（BBC Science in Action）节目上谈到过，在所有需要出野外的科研领域中——不仅仅是考古学领域——女PI正不断减少。节目刚播出，就有一位在极地工作的女性研究人员给我发来邮件，她说“有孩子了”是驱使她离开田野研究、不再做科研的一个巨大因素。

科研人员评终身教职（tenure track）的时间点往往与女人一生中最可能怀孕、分娩的时期“完美撞车”。一方面得紧抓田野研究，另一方面不是在备孕就是在怀孕、在哺乳，工作的复杂度呈指数级上升。一旦孩子出生，女性在家庭中要承担比男性繁重得多的育儿工作，而这段时期正是她们最具创造力的黄金时期——出于这种种原因，女性科研人员想要领导一项田野研究变得尤为困难。

这些年出野外的时候，团队成员会管我叫项目的“母亲”，其实我内心是很矛盾的。“三个孩子的妈妈”的确是我的核心身份之一，但母职涵盖的责任远远不止是后勤工作。在野外，你的团队就是你的家人。我曾搀着学生的手去看医生，处理他们的人际关系问题，收拾他们用过的餐盘。偶尔我耐心耗尽时就会想，如果我是个男的，他们应该不会总希望我来照顾他们吧？或者，如果我是“项目的领导者”而非“项目的母亲”，他们对我的主张会不会多一些认可和支持？

做母亲这件事也会带来额外的实际花销。我常常花好几千美元自费带孩子出差。对那些需要在职业旅行中照料子女的教职工，我的大学只提供最多每年一千美元的补助。这点钱无异于杯水车薪，但比起其它连这项补助都没有的地方，已经算是慷慨的了。我觉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这样的资助机构应该资助家属旅行，允许把野外照料子女产生的开销纳入报销范畴。事实上，许多野外研究场所并不像法律团队认为的那样会带来风险，相反，它们带来的是安全可靠的跨文化接触和学习的机会。倘若纳税人觉得资助他人子女旅行完全是浪费钱，不如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看：政府资助远远高于大学资助——在我考古的国家，相比那些拿着美国政府资助的人员，我每天的生活成本仅占政府每日资助额度的3%；我吃饭的开销与餐费最大报销额度之间的差异，足够我带两个孩子飞个来回了。

在职业生涯规划中，田野研究绝对必不可少。在我从事的考古领域，若想申请那几个少得可怜的终身教职，田野研究经验是非常重要的申请条件，并且获得终身教职后你还是要继续出野外。所以说，大学和资助机构应该有先进的战略意识，提供更多的支持，让田野研究的工作者——特别是女性及少数群体研究者——更容易立项、更容易把项目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