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跋依托实物进行创作的文体特性，决定了其论说方式是片段感悟式的，而非长篇论述式的。中唐韩愈、柳宗元、李翱等古文家均有读书题跋，针对典籍、诗文提出直接观点、感想，与评点类似。韩愈《读荀》《读仪礼》《读墨子》篇幅简短，以抒发直观论断、感悟为主，缺乏逻辑论证。李翱《题燕太子丹传后》提出荆轲刺秦失败乃因其智谋不足，不能知变，以精警论点取胜，无需全面论析。这些读书题跋与《原道》《原性》《复性书》等长篇论说文就某一命题作系统阐发的写作方式迥然不同。

题跋因其需附于书卷、画卷或刻之金石的功能属性，而受到物质载体的限制，通常篇幅简短精悍，文风流畅、凝练，内容与所题跋的艺术对象相表里。白居易《荔枝图序》文末记“南宾守乐天命工吏图而书之”，实际上相当于一篇绘画题跋，文章状荔枝色味，妙趣横生。苏轼留有大量书画题跋，仅只言片语，却精切透辟，如《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吴道子画后》评吴道子人物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皆以高度浓缩精炼、朗朗上口的特质而成为著名文论、画论。

由于很多题跋产生于艺术鉴赏或文艺活动过程中，作者的创作心态大多轻松随性，故而显露出游戏精神，区别于载道之文的庄重谨严。苏轼的题跋杂文多出于“戏书”“戏作”，素材取自日常生活细节，刻画形象生动鲜活，笔调风趣幽默，正所谓“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宋史·苏轼传》）。《书蒲永升画后》记此跋于“黄州临皋亭西斋戏书”，文中将蒲氏所画水喻为“活水”，而其他水画则为“印板水”，形容蒲氏之画“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阴风袭人，毛发为立”，妙趣天成。苏轼有多篇文与可书画跋，通过文氏的日常行为、对话，表现其出众才华与放浪个性。《跋文与可墨竹》刻画文氏“见精缣良纸，辄奋笔挥洒，不能自已”，《跋文与可论草书后》提出草书当于蛟蛇形象中获取灵感，记“予平生好与与可剧谈大噱，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令其捧腹绝倒也”。这些跋文与苏轼《祭文与可文》中突出其“惇德秉义”“养民厚俗”品格的笔法全然不同。

题跋的游戏精神消解了古文“文以载道”的严肃使命，以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思想个性充实丰富了散体文的表现艺术，从唐宋古文中开辟出崭新风貌，催生了明人小品的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