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序文不同于正统古文的宏大主题与理性论说，开启了唐宋古文的审美、抒情功能，最早显露出小品化的风格倾向。

二、批判意识

中晚唐时期，文坛上涌现一批采用散体文创作的子书。其中现存可考的以天宝年间元结《元子》十卷为最早，后有林慎思《伸蒙子》三卷，刘禹锡《因论》七篇，刘蜕《山书》十八篇，皮日休《鹿门隐书》六十篇，罗隐《谗书》五卷、《两同书》二卷，谭峭《化书》六卷等。这些子书由论说文构成，但与韩愈“五原”、柳宗元《封建论》《天说》等论说类古文相比，篇幅短小，主题生活化、现实化，表现手法灵活多样，广泛借鉴先秦诸子作品的寓言体、对话问答体来组织行文，其中很多篇章被后人视为“小品文”。它们对明人小品最重要的影响在于强烈的批判意识。

这些唐人子书大多著于作者落第或贬谪的失意闲居时期，因而呈现出怨怼感愤的审美基调。元结《元子》乃其因李林甫“野无遗贤”的谗言而落第后所著，刘禹锡《因论》著于贬居夔州期间，罗隐《谗书》亦于屡试不第后著成。在现实遭遇的冲击及时代环境的刺激下，作者在子书中大胆地批判现实，将诗骚的怨刺传统移植进古文。批判主题涉及统治阶层、儒家政教、贪官恶吏、世态人心等各类社会问题。元结《元子》中《订古》五篇历数破坏人伦五常关系的种种历史祸患，对儒家道德的可行性发出忧虑、怀疑。皮日休《鹿门隐书》第一篇就历史上具有怪力乱神倾向的统治政策予以辛辣批判，提出：“吾恐后世之君，怪者不在于妖祥，而在于政教也；力者不在于角抵，而在于侵凌也；乱者不在于祍席，而在于天下也；神者不在于禨鬼，而在于宗庙也。”刘蜕《山书》第七篇指斥圣人对社会阶层贵贱等级的划分，提出“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贵贱”。这些子书的批判手法灵活丰富，较多采用寓言体，从日常性、生活化的事件以小见大，环譬以托讽。刘禹锡《因论》七篇全为寓言短文，由服药、耕牛、行舟、识马等日常事务引申治国之道，讽刺政治乱象。

唐人子书中的批判短文改变了古文的颂美传统，是“匕首”与“投枪”式明人小品的直接渊源。鲁迅《小品文的危机》称它们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明末的小品同样，“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

三、游戏精神

从中晚唐开始，古文家较多写作题跋类文体，到宋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笔下，题跋种类愈发丰富。题跋文针对典籍、书画、金石等实物进行评论，因其独特的文体特性、物质载体以及创作心态的影响而区别于长篇古文，毛晋《跋〈容斋题跋〉》直言“题跋似小品”。题跋是文人“游于艺”的产物，很多甚至出于“戏作”的游戏心态，极大发挥了古文的抒情、审美功能，已十分近似晚明表现闲适生活、文人雅趣的人文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