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1966年哈佛大学管理学院弗农（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周期理论，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会从贸易增长的阶段慢慢走向扩大对外投资的阶段。因此，我把它提炼成一个工业产能外迁的过程。由于产能外迁是直接引起一个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我把贸易从影响国际化程度的因素中删掉了。新工业革命和国际化程度这两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相互制衡的，新工业革命浪潮带来的是提升工业占比的力量，也就是说如果你赶上，工业占比是会不断提升的。工业产能外迁是导致工业占比下降的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在工业产能大量外迁的同时，没有赶上新工业革命的机遇，那么这个国家的工业占比就会持续下降。

当新工业革命来临时，如果缺少应用新工业革命的平台载体和基础能力，一些国家也会在从一万美元走到三万美元时出现结构差异。我们看到，人均收入从一万美元走到三万美元，美国大概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其间结构变化比较明显，工业占比从34%下降到23%；日本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占比变化从37%下降到35%；德国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占比从40%变为26%；而韩国用了二十年，但占比基本上维持在34%左右，没有明显变化。所以，各个国家从一万走向三万美元过程中，结构变化是不一样的，为什么？

实际上，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D. Kondratiev）在1925年就提出，能不能赶上工业革命的浪潮，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一个浪潮已经结束，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临，一国经济的带动力就会下降，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容易陷入经济危机当中。所以，两个因素是相互作用的，这种作用也就决定了为什么美国会比日本、德国甚至韩国工业占比低。大家知道，美国的因特网（internet）从国防转入民用是1992年克林顿上台以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美国的制造业功能就开始向外转移，像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公司向外转移都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我们经常说，改革开放在八十年代蓬勃发展，正是得益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它恰恰有利于国际产业转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为什么美国八十年代的工业占比下降幅度比其他国家都要大，重要原因就在这里。

日本和韩国与美国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日本的产业政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然是在持续推进的，它是追赶型的国家，政府起着重要作用。1982年詹森（Charlmers Johnson）出了一本书叫《通产省与日本奇迹》，反映出八十年代这种产业政策仍然在推动着日本经济的发展。韩国就更不用说了，它的基本政策导向都是政府推动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从一万美元走向三万美元的时候，工业占比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德国是技术立国的，受全球化的影响，它的工业占比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也有明显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