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些器量狭小的君主往往会以为这种“巷议”习俗有损威严，对政权有所威胁，因而想强行制止这种民间的评论，而其途径往往就一个字：杀。《国语》中有一篇叫《召公谏厉王弭谤》，讲周厉王暴虐，百姓们纷纷指责他。召穆公对厉王说：“老百姓快忍受不了你的暴政了，你可千万别这样暴虐了。”厉王听了却勃然大怒，找到卫国的巫师，让卫国的巫师去监视批评自己的人，一旦发现有敢妄议朝政的，就杀掉。《国语》记载：“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从此，国人再也不敢在路上说话，哪怕路上相见，只好以目示意。

周厉王颇为得意，对召穆公说：“你看，我能删帖，他们再也不敢吭声了吧！”召公回答说：“你这样做是堵住人们的嘴。阻塞老百姓的嘴，好比阻塞河水。河流如果堵塞后再决堤，伤人一定会更多，人民也是这样。因此治水的人疏通河道使它畅通，治民者只能开导他们而让人畅所欲言。”结果，周厉王不听，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再也不敢公开发表言论指斥他，过了三年，人们终于忍受不了，把这个暴君放逐到彘地去了。

《战国策·齐策六》也记载，齐国有一个棚户贫民叫孤咺，直言批评国家。齐闵王把他处死在檀衢刑场之上，百姓不服。后来燕国进攻齐国，齐闵王丧失民心，齐军大败。权力的强制作用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敌意，如果滥用权威，把人们弄到无视权威的程度，往往也就会自食恶果，自削其威。

随后，商鞅、韩非等法家对“街谈巷议”这一习俗进行了“改造”。首先，提出“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一切不符合规定的言行，所有非官方活动，包括学术争鸣在内，均在取缔之列。“巷议”必须实名制，必须得到官方的允许。

李悝在魏国变法，提出“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的法令，人们聚在一起一天以上，就会有官家来盘问，如果胆敢聚众三天、四天、五天，就杀。其次推行“连坐”法，“以十得一”法，即将“巷议”合法化，允许你民间评论，赋予群众监督官长和互相评论监督的权利，但实际上此政策与“巷议”的民间评论并无共通之处——“巷议”的民主议政转变成为了一种隐藏民间的“告密”制度，一家有罪，其余九家必须举报，如不举报，同罪，这只是使民众成为了君主进行专制统治的耳目而已。

由于“巷议”是群众批评时政，不利于当局实行集权统治。最终，“巷议”在国家“规范”和“合法化”中，人们不再敢妄议朝政，“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大秦的高楼就此建立了起来，但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又瞬间眼见他，楼塌了。